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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佘祥林案”急促司法改革

发布日期:2007-09-12

“佘祥林案”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。湖北省京山县青年佘祥林,因为一起荒谬的涉嫌杀妻案被当地法院两次判处死刑,再审被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。在经过长达11年的监禁之后,因为妻子的意外归来而被释放。

“佘祥林案”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,也进一步凸显出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如何使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再发生,如何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,值得我们深思。

如何有效遏制刑讯逼供

纵观近几年被查处的一些冤假错案,无不留有刑讯逼供的痕迹。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如此描述:“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,精神麻木,早已处于昏睡状态,且全身伤痕累累,根本无法行走站立。我只有一个愿望,就是希望能尽快休息一会,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,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。”

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光中教授告诉记者,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大不公就是刑讯逼供,造成的危害就是错判好人、放纵真凶。

对于刑讯逼供多出现在侦查阶段这一情形,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尖锐地指出:“目前侦查程序的特点是以口供为中心。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不择手段,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,这样就为刑讯逼供大开方便之门。”特别是讯问的不透明,给暗箱操作与刑讯逼供提供了便利。他说:“变相刑讯逼供也是不允许的,比如连续几天不让犯罪嫌疑人吃饭、睡觉,使其疲劳到生理极限。佘祥林四次口供,四次不一样,这足以说明问题。”

杜绝刑讯逼供,仅仅依靠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靠不住的,关键是靠制度来保障。陈光中指出,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,但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,仍然难以落到实处。他建议,要做到警察讯问全过程的录音或录像。陈瑞华认为,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讯问的透明度,扩大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与机会,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的讯问时,要有律师在场。同时将公安机关与看守所分立,赋予看守所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不受侵犯的职责,以加强对讯问过程的监督和制约。

一些专家认为,为了遏制侦查中的刑讯逼供,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剂良方。也就是说,司法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,以侵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方式(如刑讯逼供、非法搜查、扣押等)所取得的证据,应认定为无效证据。刑事诉讼中,只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出于自愿所作的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“疑罪从无”原则贯彻何其难

“疑罪从无”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理念。其含义是,除非你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,否则他就是无罪。这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与灵魂。刑事诉讼法规定,刑事二审程序中,上级法院如认为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,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,发回重审,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。但在立法本意上,发回重审应该列为特殊情况。

陈瑞华说:“如果法院认定佘祥林是凶手,就应该判处他死刑;如果法院认定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就应该判处他无罪。但遗憾的是,湖北省高院作出了一个回避矛盾、‘留有余地’的选择。”

“佘祥林案”被披露后,湖北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曾指出:“人们在惊愕的同时感到庆幸,佘祥林没有被冤杀。关键在于湖北省高院能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,坚决顶住压力,不为舆论所左右。”陈瑞华对有关部门的这一表态发表评论说,本来这个案子是我国司法弊病的一次集中体现,但有关人士的言下之意则是,虽然关了你11年,但没杀你就不错了。这里深刻反映出相关人员的司法观念有很多应该检讨之处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,这起案件在各方压力下,关键证人还差点自杀,佘祥林的哥哥也因为替弟弟四处奔走而受到拘留,其母亲因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,被关了9个半月。这充分反映了司法人员“有罪推定”的观念延伸到了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
“佘祥林案”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。湖北省京山县青年佘祥林,因为一起荒谬的涉嫌杀妻案被当地法院两次判处死刑,再审被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。在经过长达11年的监禁之后,因为妻子的意外归来而被释放。

“佘祥林案”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,也进一步凸显出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如何使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再发生,如何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,值得我们深思。

如何有效遏制刑讯逼供

纵观近几年被查处的一些冤假错案,无不留有刑讯逼供的痕迹。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如此描述:“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,精神麻木,早已处于昏睡状态,且全身伤痕累累,根本无法行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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